中标金额2700余万，公诉机关审计认定违法所得高达196万，最初建议量刑一年以上实刑，全部退赃可争取缓刑。

案子到了法院阶段，事实清楚、认罪认罚具结书也签了，看起来似乎“板上钉钉”。

但尊而光律师事务所徐彩凤律师在法院阶段介入后，没有止步于“认罪认罚、退赃换缓刑”的标准路径。她选择补充材料，申请重新审计。

最终，违法所得从196万降至52万，刑期从“实刑”变为“缓刑”。

*为保护当事人隐私，本案相关案情已做脱敏处理

2024年，某文保单位修缮项目，以EPC线下邀标方式进行招标，中标金额2700万余元。

赵某为承揽该项目，请其舅舅与甲公司沟通借用资质，同时联系乙公司、丙公司配合陪标，并负责制作三家公司的投标标书。开标当天，赵某安排妻子冒充丙公司员工参与投标，最终甲公司顺利中标。事后，赵某向陪标方各支付了千余元好处费。

案发后，赵某等5人被以串通投标罪移送审查起诉，赵某被列为第一被告人。公安机关委托审计机构出具报告，认定该项目利润为196万元。

此时案件已进入法院阶段，赵某已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。

本案表面事实清楚，但徐彩凤律师接手后，却发现案件的违法所得认定存在重大争议：

侦查阶段审计报告认定该项目利润为196万余元，但其中却是包含了144万元设计合同费用，初次审计将144万元设计合同费用排除在成本之外，直接导致“违法所得”虚高144万元。

根据最高法法答网第二十四批（串通投标罪专题）问题5的明确口径：“违法所得 = 中标收入 - 直接用于实施中标项目的合理支出，但为实施串通投标犯罪而支出的费用（陪标费、好处费等）不予扣除。”

结合“任何人不得从其不法行为中获利”的普遍原理分析，所有通过实施犯罪的获利都应予以没收。具体到本罪中，系指赵某串通投标所获得的全部收入，扣除其直接用于为实施中标项目而合理支出的费用后剩余的数额。

而设计合同是否属于应当扣除的成本，直接决定了违法所得的计算基数。

在案件进入法院阶段后，尊而光刑事团队徐彩凤律师接手此案。彼时，赵某已经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，退赃196万可适用缓刑。

但徐彩凤律师没有止步于“认罪认罚换缓刑”的常规路径，而是围绕“144万设计费”展开三步破局：

徐彩凤律师第一时间指导当事人梳理项目全流程资金流向，收集设计合同、144万元付款凭证、设计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、施工图纸交付记录等证据，证明该笔费用系甲公司为案涉文保项目支付的必要设计成本，与陪标费、好处费等“犯罪成本”有本质区别。

针对初次审计未扣除该笔费用的问题，徐彩凤律师多次电话对接承办法官，提交成本扣除证据，同步就审计调整路径充分沟通。

法院审核证据后，协调检察机关推动审计机构出具《关于审计报告相关事项的补充认定说明》，确认144万元设计费属项目必要成本，应予扣除，违法所得随之从196万元调减至52万元。

串通投标罪罚金刑无统一裁量标准，结合调减后的违法所得数额，庭审结束后，徐彩凤律师专门就罚金裁量与法官当面沟通，提交多地同类串通投标案生效判决作为参考，从罚金与违法所得的匹配性、类案裁判尺度等角度充分论证，最终推动罚金确定为2万元，远低于同类案件对应的常规罚金预期。

回顾本案，徐彩凤律师总结了以下几点经验，供面临类似困境的当事人参考：

在串通投标等经济犯罪案件中，违法所得的计算往往涉及复杂的成本认定问题。

当事人及家属不应盲目接受侦查阶段或审查起诉阶段的审计结论，如果认为存在未纳入审计范围的合理成本支出，应当在律师指导下及时补充证据，申请重新审计或补充审计。

本案转折的关键，在于那一批补充提交的证据材料。

没有对144万设计合同费用的证据支撑，就没有后续审计调整、违法所得降低、量刑建议修改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。

虽然本案在法院阶段仍实现逆转，但如果能在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就介入梳理成本、提出异议，大概率能更早锁定有利结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