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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情源于两个月前，6岁小男孩的爷爷奶奶与65岁邻居因为土地纠纷，在一次交涉中发生冲突。
65岁老人对着男孩的头部连砍3刀，导致男孩不治身亡。目前，双方家属在微博上说法不一：
一是据被害人家属@我是邓皓煊妈妈 称，孩子去世后，嫌疑人一家一直在雇水军对杀人罪行进行洗白。
嫌疑犯家属为了脱罪，将警方提供的监控视频进行剪辑和PS处理，截图地上的血迹被覆盖过，砍杀画面被裁剪过，目前正以“精神病”原因开脱。
二是惨剧发生后，嫌疑犯方说对方先到自己家找麻烦，自己在气急败坏之后为了讨说法，无奈对方儿子检察官先动手打他，情急之下砍向在场的6岁孩子，辩称是“防卫意外”。（法律上并没防卫意外这一说法，可能想表达“正当防卫”的意思）。
于是一篇标题为《35岁检察官带人上门打70岁空巢老人》的文章在网上传开。
事件进展到现在，不管双方谁对谁错，但画面中的场景绝对真实，6岁小孩被砍死是事实。
在类似的案件中，为什么总有那么多该死的人没死，无辜的人，甚至是幼小的无辜的生命却惨遭不幸？
我所王和平律师提到，不管谁对谁错，对着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追砍3刀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立正当防卫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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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一个幼童已经血淋淋倒下了，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最应该做的事情，应该是竭尽所能的对幼童家属进行经济赔偿，取得被害幼童家属的谅解。
然而有些人会走另一条路，在案外拒绝赔偿、颠倒案件事实、企图通过申请精神病鉴定逃脱法律的制裁。
因为此时摆在他们面前只有精神病鉴定成立，才有可能逃脱死刑的刑罚。
前段时间，上海“6•28”浦北路杀害小学生案二审开庭，凶手被维持死刑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案件的判决书中有这样一段话：
“黄一川虽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，被评定为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，但其罪行极其严重，人身危险性极大，且其精神疾病对其作案时辨认、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没有明显影响，据此，依法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黄一川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”
王和平律师提到，有无刑事责任能力必须经过严格的申请、法医鉴定以及法院综合认定，并不是所有心理疾病都能被认定为不负责任的精神病人，精神病不是“免死金牌”，滔天罪恶之下，法律会有它的底线！
如果65岁老人精神正常的，那么很可能会被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，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，依法可以判处死刑、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案件中，犯罪嫌疑人家属提供相关病例和检查报告，无论能否达到证明其为精神病人的目的，是法律允许的。
但前提是必须是客观真实、完整的，而不能是主观臆造的、断章取义的，否则应当追究相关责任。
在留给被害人家属一具六岁冰冷的尸体下：我们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精神病的推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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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是60多岁的老人，一个是6岁的孩子，就是弱者欺负弱者。
这就是像一个死循环，弱者被欺负，然后转向欺负更弱者，而被欺负的弱者留下更多创伤，这就像是一种弱者的反噬。
类似的案例每年都在发生：
早在2010年，在福建南平市延平区实验小学门口，1968年出生的郑民生就挥刀砍伤了校门口的小学生，仅仅55秒，造成了8人死亡5人受伤；
2012年，在广西贵港和河南光山都发生过砍杀儿童事件；
2013年因为工作不顺，贫困至极的陈水总，在厦门BRT公交车上引火自焚，最终造成47名无辜民众死亡；
2014年9月1日，在湖北十堰市，一人闯入当地一小学，砍伤9名学生，其中三名小学生死亡；
2017年，因为1块钱，武汉武昌火车站的一家面馆里，食客把老板的头砍了下来；
2018年，陕西米脂发生的袭击学生案，死亡学生人数已上升至9人，其余10名伤者正在全力救治中。
王和平律师，非法剥夺他人生命、健康权的犯罪行为都应当予以严正道德谴责、都应当依法处罚。
对于这种儿童、妇女、老人等弱势人群犯罪的行为，更是毫无人性、丧心病狂的，其犯罪心理通常是选择弱者、反抗能力较低的人群下手更容易得逞、以降低自身的风险；
或者是为了围观他人失去亲人之痛，从而满足自己变态的快感；还可能是其他病态的心理造成的。
他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些？因为本质上，他们有着：“我弱我有理，都是被逼的我有苦衷”的心态。
弱可也不能成为你恣意犯错、伤人、甚至杀人的理由！而对方弱也不能成为活该莫名其妙死于刀下、被伤害的原因！
当对自己的境况不满意或被他人瞧不起甚至被欺负时，他们会趋向于把自己的不幸、失败进行“合理化”归罪于对方，迁怒于更弱者或社会。
在一切故意杀人案件中，精神病不应该犯罪嫌疑人的最后救命免责的稻草，
也不应该也成为了钉在被害人家属心中的毒刺；
更不是他们把刀砍向弱者的理由。
